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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突出大力提振消费。作为内需的核心组成部分，消费既是一次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终点，也是下一次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直接牵引供给、创造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内循环的关键环节。2025年，全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彰显。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约40%，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同时，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将进一步扩大，对高品质生活的多样化需求将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我国消费市场仍有较大成长空间，蕴藏着巨大潜力。一方面，要立足当前，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释放文旅等服务消费潜力，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切实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
要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投资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扩大即期需求，又能影响远期供给，是扩大国内需求、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资本结构不尽合理，经济社会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需要补齐，总储蓄率仍然较高，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空间。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增强有效投资增长动力。政府投资是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的有力抓手，要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民间投资是扩投资的重要力量，要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加强对民间投资项目的要素保障和融资支持，系统性打通制约民间投资的堵点、难点、痛点，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更好发挥城市更新拉投资、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作用。
强化高水平科技供给，筑牢新动能的战略根基。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达7.08%，创历史新高；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10，高水平科技供给正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还存在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根本路径，一旦取得突破，很可能重塑产业和市场竞争格局。要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和战略前沿领域布局，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是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环节，要制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案，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拓展新动能的发展空间。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动能孕育、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土壤与载体。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基本形成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强的产业体系。但多个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时，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反映了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大趋势。这就要求我们统筹抓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指明了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实现路径。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推动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的深度融合与赋能应用，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
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为培育壮大新动能提供广阔试验场。场景是一个体系化的“社会性中试”，既有对技术产品、配套基础设施的“硬验证”，也有对商业模式和市场空间、配套制度的“软验证”，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对促进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商业化应用起着重要牵引作用。近年来，我国围绕场景建设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取得显著进展，但还存在一些堵点卡点。比如，一些科研机构、技术企业手握先进技术，但对市场真实需求缺乏精准洞察，研发的产品往往重技术指标、轻实际应用；一些地区和部门将高价值应用场景视为本地区、本系统的“专属资产”，向市场开放的意愿不强、力度不足，阻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对此，要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促进场景资源公平高效配置。加快培育重点领域应用场景，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形成“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的路径，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规模化应用铺平道路。
畅通经济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重要部署。目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面临一些领域制度规则不完善、要素资源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屡禁不止等问题。习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和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明确了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长期坚持的目标方向和持续推进的任务举措。要以完善规则标准为重点加快健全长效机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搭建起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基础制度。持续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综合运用信用监管、价格执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监管手段，着力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纵深推进改革，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经营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经营主体活力强，则经济发展活力强。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我国经营主体内生动能持续增强，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现在很多行业技术迭代迅速、创新节拍加快，如何以持续高效的创新应对市场竞争，是企业面临的现实挑战。比如，民营企业在一些领域仍然面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问题。要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进一步厘清各治理主体的权责事项，完善企业管理运营体系和监管体系。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发挥国家高新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各类创新创业载体的专业化服务能力，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为主，具有全面、系统、稳定的特征，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是促进深层次改革的内在要求。当前，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市场开放水平的要求更高。相较而言，我国在规则、规制、标准体系等方面的适配度不高仍较为突出。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擦亮“投资中国”品牌。
坚持就业优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四五”时期，我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200万人以上，在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但也要看到，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力供给仍处于高位，2026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畅通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渠道，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同时针对就业困难群体强化就业帮扶，用好公益性岗位兜底帮扶。现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催生大量知识密集型岗位，要加强创业支持引导，激发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就业的潜力。
持续做好教育、医疗等领域工作。我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均在95%以上，但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一些短板。当前，人民群众不仅希望“有学上”，还期盼“上好学”，但城乡、区域、校际的教育差距还比较明显，优质高中的学位供给、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仍相对不足。要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推动教育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让更多孩子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支持。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优化药品集中采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通过采购端与支付端的协同改革与精细化设计，实现基金可持续、老百姓得实惠、医疗机构有发展、生物医药企业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