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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的出现与设立旨在表明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节日既是日常生活的凝结，反映日常生活的面貌，同时又是一种对日常生活乌托邦式的重构，人们通过节日仪式与表演，传达出对理想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向往。就政治性节日而言，一方面，它的纪念方式与庆祝活动体现了当政者心中“全盘掌控社会的方案”和对新秩序的构想，因而可以充分反映这个时代主导的政治文化特征。对政治性节日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执政者所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愿景结构。另一方面，节日庆典是一个民众高度参与的活动，虽然民众和执政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实质性对话，但各种象征和仪式为两者搭建了一个虚拟的对话平台，主流价值观念通过种种隐性机制传递给参与者，而参与者也通过自己的行动完成信息的传递与接收，有时还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抗争。节日对执政者来说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教育民众，传播主导意识形态，这种宣教与政治信仰紧密相关。
节日与教育之间存在共同点，两者均关乎“出席”，即要求人们聚集在一起，专心参与。这种集体感的体验对于涉身其中的个体极为重要，他们能够体会集体之于个人的地位和力量，从而感到融入集体的个人才更加有力量和信心。节日与教育的另一相似之处在于其“循环往复性”。节日庆典会在每年的特定时间重复再现，不断呈现着相近的主题和相似的场景，唤起并强化民众的体验记忆——这一过程类似于教学活动中的复习环节。但两者之间亦有差异，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节日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欢庆场景和活动空间。“、舞蹈、歌曲、旗帜、五颜六色的服饰、人山人海的场面、参与者和旁观者混为一体的热闹气氛”构成了节日的主旋律，提供了日常教育所无法展现的多种符号、元素和象征物，因而更容易感染和打动参与者，以唤起人们的认同感。综上所述，集体体验、有节奏的重复以及互动参与的场景共同赋予节日以教育功能。从这个角度讲，政治性节日具有某种功用性，毕竟“任何一位节日组织者都不会让节日成为孤立封闭的自娱自乐”。
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考察的路径已延续数年，而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取向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异军突起，关于各种政治性节日的研究也开始呈现。具体到儿童节研究，历史研究者主要致力于介绍民国时期国共两党主办的儿童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儿童节研究则尚未系统展开。现有研究一方面未能打破1949年的政治分水岭，缺少对民国时期与新中国初期儿童节的比较，从而透视不同时期执政者在塑造新人方面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另一方面对儿童节的教育性强调不够，未能基于档案材料细致考察儿童节，特别是新中国初期的儿童节庆祝方式，因此难以呈现儿童节教育机理的全貌。基于上述考量，本文拟对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的儿童节情况进行描述和对比，勾勒出中国如何通过节日对“社会主义新一代”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以此进一步理解儿童在新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当时北洋政府也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认可了《宣言》。之后，中华慈幼协进会发起设立儿童节的运动。对现代中国而言，儿童节的设立具有启蒙意义。儿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地位很低，完全是出于家庭延续之需要，“父兄之培养其子弟，无非出于巩固家庭养老传嗣的一种私意，并无丝毫强国强种的观念。倘不由政府指定一个日期，作一种盛大的宣传，实行一种重要的表示，则不足唤醒人民对于儿童事业的注意”。知识分子希望借呼吁关注儿童事业来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1931年，行政院批准将每年4月4日定为儿童节，督促教育部制定节日纪念办法。官方颁布的儿童节纪念办法宗旨回应了儿童节举办的初衷，同时也流露出明确的政治意味：“本节举行纪念，以鼓舞儿童兴趣，启发儿童爱群爱国爱家庭之心理，并唤起社会注意事业为宗旨。”该宗旨的本位并不在儿童，而在国家、集体与家庭；关注儿童的根本目的在于教育他们以家为本并为“大我”作出贡献。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意识混合的观念。
儿童节纪念按照学校、社会、家庭三部分，规定相应的活动：学校方面包括讲述革命先烈和古代伟人的儿时故事（以阐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主），讲述科学家、发明家的童年生活；表演能够教育儿童爱群爱国爱家的游戏或短剧（特别注重亲子之爱）；印发关于儿童教育和卫生普及的画片；发送纪念品；邀请家长参与互动（恳亲会）；举行各种比赛、运动会和展览。社会方面应举行儿童节纪念大会，并酌情考虑进行儿童节活动；举行各种展览和比赛；围绕“父母之责任”与“社会救济之必要”等主题举办演讲；与当地慈幼机关一起宣传儿童幸福的重要性；播放与儿童生活相关的电影或戏剧，美术馆、博物馆特别为儿童开放。家庭方面组织亲朋好友举办恳亲会，为儿童准备糕点和礼品，并组织他们进行游戏。
儿童节庆祝大会是进行思想教育的理想场所。场地布置方面，会场被要求悬挂总理遗像、党旗、国旗、国徽。大会仪式的前几项意在指导儿童形成国家和政党认同：（1）奏乐；（2）唱党歌；（3）向旗及总理遗像敬礼；（4）静默。大会的主旨演讲传达了成人对儿童的政治寄托。例如，1934年南京市儿童节庆祝大会，主席向台下儿童发表讲话：“诸位小朋友是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民族的复兴就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要救中国，收复失地，将来能够报仇雪耻，希望大家明白自己的责任……”台上主席与台下儿童之间的互动更是一种参与式的“政治演出”。以1935年北平庆祝大会为例，按照事先彩排，主席依次提出五个问题，学生则以现成的答案齐声作答：“儿童最大使命为何？”“爱国！”“现任中华民族领袖是谁？”“蒋委员长！”“如何实现民族复兴？”“新生活运动！”“今年如何进行学生救国工作？”“提倡国货！”“今天得到什么教训？”“爱国雪耻！”大会结束后，有些地方还会举行儿童节目表演。这些表演与时代氛围相契合，旨在教育儿童担负起家国责任。总体来看，国民政府举办的儿童节庆祝大会，尽管有意凸显儿童地位，但成人化色彩更浓，多了几分庄严肃穆，少了几分轻快活泼。儿童在参与过程中往往显得不耐烦，无心聆听宣传者的冗长演讲。
尽管作出了努力，但民国时期儿童节的普及性尚不足。虽不能笼统说可以享受节日的儿童仅局限于少数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孩子，但这些活动往往针对在校学生开展，考虑到当时的低入学率，接受节庆熏陶的学生数量相当有限。例如，免费游园的儿童必须佩戴本校校徽；有些地方要求儿童必须在成年人的陪同下结队进入，而且还要手持庆祝儿童节的标语；多数无学可上的儿童为生计所迫，肩负着远超他们年龄阶段的重担，根本无暇参与庆祝。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以学校为主体举办的儿童节，也会被异化。例如，学校之间搞各种竞赛攀比。学校要求学生着装统一，否则“有失大雅”，违反者会遭到处分。面对校方压力，有些穷困学生选择退学，甚至还有学生被迫偷盗，事发后也被劝退。有批评者直言，学校老师未曾关心过来自乡村的学生，举办的活动劳民伤财。
革命根据地同样举办活动庆祝儿童节。非常重视儿童工作，曾多次为儿童节题词。1940年，题词“天天向上”；1941年题词“好生保育儿童”；1942年，他于儿童节当日在《解放日报》上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根据地也举办儿童节庆祝大会，在领导和儿童代表讲话等常规程序后，会举行一种带有军事色彩的检阅仪式。这是一种与战争局势紧密相关的表演：领导和儿童围成一个长方形场子作为检阅场地。接受检阅的队伍随着指挥员的口令声，进行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等基本练习；接着是刺枪和队形演练，队伍随指导员的口令散开，变换为燕子形状伏在地上，儿童右手把地，左手提枪，匍匐前进，保持队形不变，就这样一队接一队地表演。这种与政局相连的庆祝方式在执政后不复存在，关于战争与军事的记忆则通过欢庆的歌舞场面来延续。在东北解放区，儿童节庆祝活动形式已经比较成熟。1947年东北举办了第一届儿童节庆祝大会，共有8万人参加，会后还组织了盛大的活动。哈尔滨市的部分电影院免费向儿童开放2天，各公营书店、商场的儿童书籍和玩具集体减价。
1950年的儿童节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也是与国际儿童节并轨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因此国家机关和相关团体为这次儿童节作了充分准备，着重传播儿童节的政治意义。1950年上半年，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十四家单位共同组成中华全国“六一”国际儿童节筹备委员会。委员会发表文件，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保护儿童权利，声讨帝国主义对儿童的迫害以及发动战争的阴谋，动员社会有声望人士在保卫儿童呼吁书上签名，并为世界和平呐喊。北京的儿童节筹委会还在节前举行了母亲会，向母亲们讲述保卫儿童权利的政治意义，并动员她们参与签名活动。儿童节当天，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发表讲话，强调此次儿童节的主题是“为保卫儿童权利与世界和平而斗争”。北京市文教局局长柳湜更明确地表达了儿童节所具有的政治意涵：
1951年儿童节的主题明确为“保卫儿童与世界和平”。1952年继续沿用该主题，但从首都庆祝儿童节筹委会编写的一份宣传提纲中能够发现，当年儿童节的教育重点已有所调整，明确提出要对少年儿童同时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在国际主义教育方面要“谴责并禁止利用科学上的新发现来进行战争”；要彻底修改某些教育内容，“不仅要清除军国主义、种族、宗教、民族的偏见和歧视以及战争宣传，而且要以各民族间的友谊教育儿童”；呼吁各国教师和父母禁止向儿童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战争思想灌输，并把“任何鼓吹民族仇恨、暴力和邪恶的行为定为犯罪”。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要让儿童意识到新政府对他们身体健康和教育情况的重视，从而培养孩子的五爱精神以及热爱毛主席、、志愿军、和工农等一切劳动人民的品质。
五星、红旗、领袖像、国旗等政治符号的运用营造了会场的整体氛围：位于最高端的巨大五星象征着中国的领导；两旁迎风飘扬的红旗隐喻着勇往直前的革命步伐；中间核心位置两幅紧挨着的领袖像展示了中苏之间亲密无间的联盟关系；领袖像两旁树立的国旗象征着世界民主国家的平等与团结。这些政治符号与台下统一着装的儿童们胸前佩戴的红领巾、手中高举的少先队旗遥相呼应，共同组成了一幅愉跃欢腾的生动画面：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与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小朋友一同茁壮成长，成为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经由仪式，儿童对世界格局和国家秩序有了模糊的感性认识。这种宏大场景将在儿童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思想教育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发挥着作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当年儿童节庆祝大会的场景布局随即发生变化，斯大林像不再悬挂，主席台最核心的空间只悬挂像，会场内设有红色彩球，上面印着少年儿童队的口号。新的会场布置更加突显中国元素，强调中国的领导地位。
参加庆祝大会的人选也是精心安排的。与会儿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北京各区儿童代表；其次是国际友人，以外国驻华使者的孩子为主；再次是各少数民族的儿童代表。其中，北京各区儿童占绝大多数。这种安排充分照顾到举办地儿童的需要与情绪，同时兼顾政治需要——国外儿童到场体现了国际主义情怀与理念，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则象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联欢。能够到现场参加庆祝大会的儿童属于少数，因此对被选中参会的儿童来说，这意味着一种荣誉和奖励。大会来宾分为三类：政界要人（、地市领导）、各界精英（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等）以及英模人物（战斗英雄以及劳动模范等）。来宾出席大会，首先表明党和国家及社会各界对新中国儿童成长的关怀；其次通过各界精英与儿童互动，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励斗志，为国家建设而发奋学习；英模人物则现身说法，面对面地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工农阶级，并使他们认识到现在的生活与党和国家的密切关系。
大会的下一项议程是由主席团选举出来的主席讲话，该讲话是少年儿童的一份政治宣言。例如，1951年儿童节庆祝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鲍家街小学学生齐家纯说：“我们中国儿童今天能够这样愉快地庆祝自己的节日，这是因为我们生长在伟大的时代。我们向毛主席致最敬爱的少年儿童队队礼！”全场儿童热烈回应：“毛主席万岁！”1954年，大会主席团主席，精忠庙小学学生关淑琴说：“今天我们在祖国的首都，在毛主席的身边欢庆自己的节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心情，感谢，感谢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感谢保卫我们幸福生活的志愿军、叔叔，感谢为建设祖国忘我劳动的工人、农民伯伯们。”儿童主席的讲话以及台上台下的互动可以视为一次由儿童自己主导的演出，剧场中台上儿童与台下观众的积极互动增加了政治传播的效果。与传统说教模式不同，大会的集体表演使儿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他们因此能更主动地吸收承载信息的语言形式和其中蕴含的价值。
与政治主题相关的节目中，直接歌颂、中国革命、和毛主席的有5个，歌颂兄弟国家打击侵略者、反抗压迫的有3个，表现少数民族生活（包括苏联少数民族）的有4个，总计占全部节目的半数以上。思想教育融入儿童能够接受的娱乐形式之中，迅速拉近了与儿童的距离，使他们得以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熏陶。作为观众的儿童，当被舞台吸引，思想自由地进入表演所展现出来的情境时，他们与演员已经共同构成了传播主体——观众通过将自身置于经由想象构建出来的画面之中，“间接”参与了舞台上的叙事过程，成为表演队伍的一员，主动将表演所蕴含的信息安放在自己身上。这些节目中，至少有5个节目是对战争场景的再现。这些战争节目的演出起到了记忆传承的作用，它们类似某种“仪式”，通过艺术化的戏剧手段演绎战争、表现革命战士的英勇无畏，将台下观众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塑造他们对战争的记忆和对英雄的崇敬，从而将过去与现在、个人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儿童以虚拟的形式获得了从未亲身经历的体验。
节日活动中游园涉及的范围最广。公园是近代中国与西方文明发生接触、开始现代转型之时的新兴产物，属于开放性的“旅游娱乐空间”。公园的出现打破了皇家对园林的天然垄断地位，代表着一种现代的休闲娱乐方式，也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再创造，而收费游园则隐喻着这种娱乐方式的门槛、代价和非日常性。从纪念和记忆的角度看，公园是一个世俗世界的纪念空间。人们在公园同参与的活动有助于集体记忆的产生。对于儿童来说，与同伴在公园一道进行娱乐活动的经历增加了集体生活体验，更容易使他们形成对过往时光的美好记忆和对集体的认同。因此，游园对于儿童来说不仅是重要的娱乐形式，也是不可或缺的教育手段，为儿童提供了不同于学校与课堂的教育空间与场景。
以北京市为例，最初在儿童节当天，各公园、名胜古迹为全市儿童免费开放一天；后来儿童节免费开放的公园和名胜古迹集中在几个主要游览区，包括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颐和园、天坛、故宫等。这是政府为儿童提供的特殊福利，可以确保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平等地享受游园机会，抹平游园的门槛，使其成为节日中的日常活动。而公园和名胜的选择也体现出教育意义，北海公园、颐和园、天坛和故宫有助于儿童认识中国古代建筑的魅力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则可以增加儿童对现代中国奠基者以及新中国阶级基础的认知。在游园过程中，筹委会组织了丰富的活动，如竞赛游戏、集体舞、小型联欢、组织幻灯和露营等。通过游园，儿童不仅愉悦身心，得到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还接受了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公共秩序和服从指挥的集体主义教育。
儿童节当天，还有以学校、班级为单位组织的各种活动，如与英雄模范一起组织联欢，面对面交流，学习模范为祖国事业忘我工作的优秀品质；辅导员组织学生讲述英雄故事，增强孩子们对革命的认识、对祖国的热爱；有的学校还组织家长座谈，以增进家庭与学校的互动。关于儿童生活的展览也是儿童节活动的重要环节。如北京市在1952年举办了关于苏联儿童幸福生活的图片展；1953年举办了五个主题展览：新中国儿童的生活、儿童的健康、苏联儿童的生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少年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学生生活。其中关于苏联儿童生活的展览，通过100多幅大型彩色照片描述了苏联儿童从婴儿到少年的幸福生活，并展出了30多幅相关主题的油画和海报。这种选择性很强的展览向儿童传达了重要的信息，通过观看展览，儿童认识到自己生活的幸福，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产生好感。
节日期间，各地政府还为儿童提供了其他优惠活动。例如，北京市电影院早场免费、其余时间半价招待儿童，为儿童放映适合他们观看、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同时派工作队到没有电影院的郊区免费为儿童放映电影。这些电影包括《鸡毛信》《小白兔》《幸福儿童》《四十年的梦想》《渔夫和金鱼》《新中国的儿童》《小英雄》等。六一当天还开设免费儿童号电车和汽车，并特设公交车接送郊区儿童进城参加活动，火车也对儿童半价优惠。除此之外，北京市的公私营书店、文具店、玩具店等在儿童节前后都会举行打折优惠活动。卫生部门则结合防疫运动，为儿童进行预防注射和接种工作。上海市儿童图书馆在节日当天成立“无人管理浏览站”，允许儿童自行前往站点借书到周边阅读，同时设置临时儿童阅览处，并举办以“两个世界、两种童年生活”为主题的漫画展。图书馆提供的儿童读物也呈现出明确的教育意义——儿童借阅次数最多的两本书是《跟着毛主席走》和《美国兵在朝鲜》。此外，图书馆还请来从事儿童文学写作和翻译的作家与儿童面对面交流。
不管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政治性纪念为初衷而设立的儿童节，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教育意味，尽管这种意味未必以一种简单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将价值观念隐含其中的传播方式或许更加回味悠长。1949年前后的节日庆祝虽整体思路呈现出一种连续性，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首先，节日庆祝的主角由成年人变成了儿童本身，传达出“儿童自己做主”的主旨；其次，组织者有意识地让更多儿童参与到节日庆祝中，兼顾了非城市和失学儿童；第三，儿童节的核心主题由强调儿童对国家的责任转变成了爱国主义精神与国际主义情结并举，完成了从重在责任向凸显胸怀的过渡；最后，欢乐喜悦取代了严肃悲壮，成为儿童节的感情基调，节日更像节日。